9月20日，第二十三届中国北京国际科技产业博览会在北京中国国际展览中心（老馆）落下帷幕。4天时间里，800多家中外科技创新企业展示了最新成果，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到科技创新给生活带来的日新月异的变化。图为9月20日，家长与孩子在北京科博会上与智能服务型机器人互动。（图片来源：人民视觉）
当前，我国仍面临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根源是什么？我国科技创新有哪些优势？又该如何把这些优势有效释放出来？如何理解科学家精神？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采访了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助理教授胡翌霖。
科学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基础研究薄弱，关键核心技术就很难冒出来
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科技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重大创新成果竞相涌现，一些前沿领域开始进入并跑、***阶段。然而，我国仍面临很多“卡脖子”技术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
胡翌霖：“卡脖子”现象的根源，在于基础理论研究方面的积淀较为薄弱，导致核心技术受制于人。西方国家从科学革命到工业革命再到今天，科技发达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以科学为基础逐渐发展起来的。中国自西学东渐起，都是在不断向西方学习先进科学技术的过程。其中，对于最直接影响生产力的部分更为看重，而对于为生产技术提供基础理论支撑的部分，学习研究是不够的。这正是我国科技发展的软肋。科学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假如把技术发展比作一座大厦的话，那么基础研究如同地基，地基薄弱，就谈不上技术的创新和进步，颠覆性、关键核心技术就很难冒出来。要摆脱技术“追随者”的角色，引领世界科技的发展，从根本上还是要大力发展基础科学，为技术应用提供坚实的保障和持久的动力。令人欣慰的是，国家层面和社会各界已经认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开始加大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力度，这是一个眼光长远的百年之计。
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到，科技发展还有一条重要规律，就是新技术总是层出不穷。技术的惯性未必总是好事，在新的技术领域开辟出来之后，旧有的惯性可能反而成为阻碍创新的力量。第一次工业革命奠定了英国的绝对优势，形成了煤、钢铁、蒸汽机组成的工业体系。美国并不是依靠在钢铁业和蒸汽机领域崛起反超，而是依靠石油和电力为代表的新一轮工业革命拔得头筹。微观层面关于产业颠覆的例子更多。比如，手机信号和续航本来是最关键的要求，诺基亚常年***，但苹果异军突起，靠的不是更好的信号和更长的续航。时至今日，苹果手机的信号也没有超过诺基亚，但那已经不再重要了。诺基亚因为其在功能机时代积累的优势和惯性，反而导致其对新的要求反应滞后。在传统芯片方面被“卡脖子”，短期来说让我们很被动，但反而让我们在大数据、云计算等领域中另辟蹊径，开启新的技术时代。
我国的科技创新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制度优势，一个是人口优势
记者：我国“十四五”时期以及更长时期的发展对加快科技创新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科技创新有哪些方面的优势？
胡翌霖：我国在科技创新领域有两大优势。一个是我们的制度优势。我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使得党和国家在决策时坚决果断，能够保证重大项目有效实施。“两弹一星”就是极为成功的例子。“大事”不仅体现为力量的集中，也体现为时间的持久。许多工程需要长期不懈的投入才能看到效益，欧美国家经常由于党派斗争而推翻决策，中国的制度则保证了有长远效益的决策更有可能被坚持下去。此外，中国的制度优势并不是对技术创新活动的直接干涉，而是体现在对技术创新活动的间接保障。特别是对教育和民生的投入，能够最大程度上调动中国的人口优势，催生出更多的创新者。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人口优势。一方面，更多的人口意味着更丰富的消费者提供激励。在一个小国家，如果一个新技术只有0.1%的人感兴趣，那么它几乎就可以说“没有市场”，很难得到正向的市场激励。但在中国，如果有0.1%的人对某一技术感兴趣，那也就意味着数百万人口的大市场，足以为***提供可观的经济回报。另一方面，我国青年科研队伍发展潜力巨大。相对于欧美等国，我国科研队伍的年龄红利，是我们的主要优势之一。在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很多年轻人已经挑起了重担。当年轻人的创造力发挥出来了，就一定会有颠覆性的创新。
划清边界，让科学家专注于科研
记者：我国科技队伍蕴藏着巨大创新潜能，如何通过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把这种潜能有效释放出来？
胡翌霖：当前，科研体制存在的一个问题，就是各个领域互相越界、混同不分。深化科技体制改革，首先就是划清边界，让科学家专注于科研。同时，应以开放和透明的方式为科研人员提供恰当的研究条件和激励方式。
另外，深化科技体制改革不能搞“一刀切”，不同领域应有不同办法。比如，基础科学领域需要更多地促进开放交流，而有些领域又需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施行更封闭、更集中的组织形式。
既要提倡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也要提倡开放交流的协同精神
记者：您是如何理解科学家精神的？
胡翌霖：科学家精神的内涵非常丰富，包括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和育人等。我想重点谈一谈协同精神。在不少人的观念里，科学家往往是孤军奋战。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的，大多数科学家都是团队作战。包括哥白尼、伽利略这样开拓性的人物，当时也有许多的支持者。“科学共同体”的形成，本身就是西方近代超越中国，成为世界创新中心的关键之处。中国古代并非没有天才的思想家和发明家，但是创新者之间的沟通合作是极其有限的。许多技术创新都被当作“***秘诀”小心守护，不愿意公开，最终难免失传或淘汰。而西方通过民间出版业的崛起以及专利制度的完善，逐渐形成了一个开放的交流平台，让学者们公开自己的最新创造，在前人的肩膀上共同改进，这就促使了现代意义上的“科学”和“科学家”的形成。所以，我们既要提倡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也要提倡开放交流的协同精神。因为现代科技不再是一个依靠个别人闭门造车就可以取得重大突破的事业，而是一个全人类前赴后继，在开放的空间中竞争和交流的集体事业。（本报记者 赵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