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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坡习射
文章类型:廉政教育  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更新时间:2020-07-31 10:15:40
王钰繁 绘图
王钰繁 绘图

  一

  “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这是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苏轼在密州知州任上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猎》中的词句,自信满满,豪气冲天。这并非苏太守的酒后狂言。他一生与山林风月为友,诗文书画做伴,却并非文弱书生。他专心学过射箭,并且能射善射,堪称神射手。

  嘉祐六年(1061年)底,二十四岁的苏轼在进士及第、制科“百年第一”后,被派往陕西凤翔担任签判。公务之余,他没有沉浸在科场得志的赞誉里,也没有成天泡在故纸堆中,而是走出书房,去学射箭。他写诗告诉弟弟:“迩来又学射,力薄愁官笴”,并特地加了一句小注,“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耳”。意思是,近来学射箭,虽然力不足射不远,但是射得准,十二把箭能射中十一把。接到弟弟和诗《闻子瞻习射》后,他意犹未尽,写下《次韵和子由闻予善射》,再次强调自己“善射”而非仅仅“习射”,“穿杨自笑非猿臂,射隼长思逐马军”,自己臂力离弯弓射隼差一点,但百步穿杨没问题,自得中甚至有些自负。

  苏轼学射,当与其时北宋面临的形势有关。北宋“守内虚外”,国家日渐“积弱”,西北和北面烽烟四起,朝廷屡战屡败,先是景德元年(1004年)澶渊之盟以岁币与契丹成和,庆历元年(1041年)增加给契丹的岁输金帛,三年后再以岁赐银绢等名义与西夏成和,而边境却并未得到完全的安宁。

  嘉祐六年,苏轼向朝廷进献《教战守策》《定军制策》,提出“使士大夫尊武尚勇,讲习兵法”“使平民皆习于兵”,减省朝廷禁兵,训练郡县土兵。刚到凤翔,他还想象自己以使臣身份出使西夏谋求政治解决,“近买貂裘堪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然而西夏侵扰不断,治平元年(1064年)秋,“夏人出兵秦凤、泾原,抄熟户,扰边塞弓箭手,杀掠人畜以万计。”国家遭侮辱,百姓被砍杀,财物被掠夺,使他对“庙谟虽不战,虏意久欺天”更有深切感受。在给弟弟的信中,他义愤填膺,以他人“千金买战马,百宝妆刀环”抒自己胸臆,希望追随前往,“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报国情切,由此可见。

  运筹帷幄、驰骋疆场是苏轼一直以来的愿望。在“颇好言兵”的父亲苏洵影响下,苏轼年幼时不仅熟读五经诗文,也曾研读兵书,一起读书的弟弟在诗中称他“旧读兵书气已振”“才高应自敌三军”可以为证。

  苏轼在制科考试前撰写的《孙武论》一文,在总结孙子兵法基础上,提出带兵者要“廉静而信”“使天下乐战而不好战”,才是真正的善于用兵,尤其发人深省。

  到凤翔后,他格外关注地理,多次到斜峪关这个兵家必争之地察看形势,上书宰相韩琦,指出凤翔京兆两地位置的重要性,提请朝廷关注,“此两郡者,陕西之囊槖。今使有变,则缘边被兵之郡,知战守而已。”

  苏轼后来还担任过两三个月的兵部尚书,最值得一提的是,他在与辽接界的定州担任知州时,抓边防,整军纪,修营房,严练兵,上奏朝廷建议大力推行弓箭社,对“带弓而锄,佩剑而樵”的百姓进行有序组织,以防止辽人犯境。

  二

  古人主张张弛并举,文武兼修。射箭,作为一项技能,早在周朝,就和礼、乐、御、书、数一起成为士人必须学习的六种技艺。射箭排在礼乐之后,并具体分为白矢、参连、剡注、襄尺、井仪等五种射技,其重要性可见一斑。最早的学校如序、校等,其实也是习射的地方,是通过学习射礼来提高人文修养的地方。“弦木为弧,剡木为矢”“终日射侯,不出正兮”“射则贯兮,四矢反兮”“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易经》《诗经》《论语》中大量关于君子射箭的描述,无不是当时普及射箭的记载。不过,秦代收缴销毁民间武器,汉代独尊儒术,长期以来入学、教学、考试、选拔多以儒家经典为主,宋代察觉弊端,将武学列入国子监必修科目,教育家胡瑗“分斋教学”,将“兵战”纳入教学内容,文武兼修的传统才慢慢得以恢复。苏轼在《次韵和子由闻予善射》一诗中说“共怪书生能破的,也如骁将解论文”,对同僚关于自己善射的赞叹和惊奇发出感慨,指出无论书生还是将军都应当文武兼修。这其实也是对宋朝开国以来重文轻武的善意批评,是他强烈的忧患意识和报国情怀使然。

  遗憾的是,与其从政才能一样,苏轼的文韬武略并没有得到充分施展。他一生没有带兵上过战场,对兵法的研习只能落在纸上,精湛的射技我们也只能在密州出猎时才得以略窥一斑。不过,从学射这件小事,我们看到的同样是极具仁者情怀的苏轼。

  他开始学射,心里想的是靶子,眼睛盯的是靶子,结果十支侥幸能中一支。后来“反求诸身”,方知关键不是靶子,而是动作,“四肢百体,皆有法焉”,“手持权衡,足蹈规矩”,使手法、步法乃至于射箭有关的肢体动作都合乎规矩,这样一段时间后,姿势到位,自然力量用足,准心不失,射箭水平大幅提升。这正是他前诗中“官箭十二把,吾能十一把耳”的诀窍所在。

  万事万物皆有仁的意涵。仁者,人也。仁不仅是解决人与他人关系的方法和途径,推而广之,也是处理人与社会、国家,甚至与草木虫鱼等世间一切关系的方法和途径。

  要达到仁的境界,为仁而仁无异缘木求鱼,只有在放下欲念、破除执念、端正自身、去除瑕疵的过程中才能逐步唤回良知接近光明,换言之,其最基础也是最关键的着力点不在他处,而在处理好人与自身的关系。苏轼从射箭中体悟到的“害于仁者尽,则仁不可胜用矣”,是对孔子“克己复礼”、孟子“仁者如射”的真切领悟。

  “一不如礼,在我者甚微,而民有不得其死者矣。”仁字当头,为政利民,这个学射心得,伴随苏轼走过四十多年的从政生涯,历尽劫难,始终未变。这一点,正是苏轼魅力的内核所在。(赵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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