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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二人尽管出生在旧社会,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青年 一百年前,他们就是青春偶像
文章类型:廉政先锋  文章来源:中国纪检监察报  更新时间:2021-06-18 12:45:38
陈乔年(后排右一)与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合影。 (资料图片)
陈乔年(后排右一)与在苏联东方大学的同学合影。 (资料图片)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型纪录片《人民的选择》,于6月14日起在央视黄金时段连续播出。

  一个个感人故事、一份份真实档案、一段段珍贵影像,生动地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共产党从历史洪流中脱颖而出。

  片中,展示了大量珍贵党史资料、文献、影像,首次公开展示了陈独秀之子陈乔年烈士的履历档案,让人惊奇之余,将目光又一次注视到陈氏三父子身上。

  前一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觉醒年代》,对陈延年和陈乔年的刻画感人至深。陈延年、陈乔年先后遍体鳞伤走向刑场,慷慨赴死的凛然大义,令人动容。有人这样评价:陈延年和陈乔年,才是中国年轻人最该追随的偶像。正如梁启超曾经说过的,“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

  艰难环境中自创前程

  1927年4月,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当选的29名中央委员中,有三人是一家人——陈独秀和他的长子陈延年、次子陈乔年。当时,陈延年29岁,陈乔年25岁。

  陈延年出生后不久,陈独秀就去了东北,直到三年后陈独秀才回到家乡,儿子是什么模样,陈独秀已经没印象了。

  东北之行,开阔了陈独秀的视野,让他看到了高天厚土以及即将到来的时代风云。

  因此,陈独秀希望长子陈延年将来能有大出息,但是他反对封建式的棍棒教育。陈独秀自己练书法时,会写几个大字,教给陈延年认识。尽管如此,相聚教子的机会总是很少,因为陈独秀闲不住,他忙着与朋友们纵横谈论天下大势,很少有工夫过问陈延年的学习。

  不久,陈独秀就到日本留学。对于父亲的“缺席”,陈延年并没有感到特别。他反复复习父亲去日本前为他写下的方块字。

  陈独秀回国后,发现儿子在家翻看自己当年读过的书。陈独秀高兴地对母亲谢氏说,小延年是个读书的料。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主编《新青年》杂志,想到了自己的儿子,于是就写了一封信,让延年、乔年到上海来。

  然而,迎接兄弟二人的不是锦衣玉食,而是父亲对他们自立自强的教育。陈独秀认为,该是他们闯荡人生的时候了。陈独秀并没有让延年、乔年跟自己住在一起,而是让他们寄宿在《新青年》杂志发行所的地板上。

  陈独秀同好友汪孟邹谈到杂志的时候说:“新青年旧青年间有绝对鸿沟。我主张新青年要身体强壮,斩尽做官发财思想,自力创造幸福,不以个人幸福损害国家社会。”

  汪孟邹听后说:“你把延年、乔年放到外边,大约是这个思想的实验吧。”

  陈独秀点头:“他们到外面住,不是坏事。我向来主张靠自己力量创造前途。”

  无疑,这塑造了他们独立、劳动、吃苦的品格。兄弟二人勤工俭学,经常蓬头垢面,主餐是大烧饼,渴了就喝自来水。

  艰难困苦的环境,让兄弟二人养成了自立自强的品格。他们立志,要“自创前程”。有一次,陈乔年帮助工友们打包,因为使劲过大,把腰带崩断了,他随手捡起一条打包的麻绳熟练地往腰上一系:“这可比裤袋牢得多了!”

  他们的做法得到了陈独秀的支持和鼓励。对此,作为父亲的陈独秀有自己的认识:“少年人生,听他自创前程可也。”

  父亲对二人的教育,不但是生活上的自立,更有理想的追寻——沿着父亲的足迹,陈延年、陈乔年,开始了进步青年的人生。

  没有辜负父母的教育和期望,兄弟二人尽管出生在旧社会,却成为了名副其实的新青年!

  1919年,陈独秀在北京被捕,同乡潘赞化问陈延年知不知道此事。

  陈延年淡然答道:“已有所闻。”

  “你们兄弟俩对此有何看法?有无担心害怕?”

  陈延年的回答斩钉截铁:“既作不怕,怕则不作,况这次学潮,含有无产阶级斗争之意义,千古未有,空前复杂的情况下,危险乃意中事,亦分内事,志士仁人,求此机会作光荣牺牲而不可得,有何恐怖之可言?”

  陈氏兄弟从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

  上海的各种新思潮、新活动,如同春天的风和雨,吹拂着年轻的陈延年、陈乔年大开眼界,他们如饥似渴地阅读当时能够找到的各种新书刊,孜孜以求地探求真理。这其实,也是当年所有进步青年的理想与荣光。

  陈延年、陈乔年一开始读得最多的是无政府主义书刊,因为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中国传播开来,在上海他们接触较多的就是无政府主义——反映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对新社会的憧憬,这无疑契合了他们创立新世界的追求。

  进步的青年,必然要追逐更加进步的思想。1919年下半年,留法勤工俭学开始,陈延年带着弟弟陈乔年来到了法国。

  正是这一趟法国之行,让他们从无政府主义转向了马克思主义。

  来到法国,让陈延年、陈乔年深刻地认识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不足。法国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社会的黑暗,让陈延年认识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吃人本质,而无政府主义者不仅没有起到改造社会的作用,反而堕落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附庸与吹鼓手。这让陈延年大失所望:“到海外来,耳所闻,目所见,更有令人失望者。”

  这就让他们开始寻找新的思想武器——转而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研究俄国十月革命。

  在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马克思主义著作后,兄弟二人心悦诚服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才是真正的科学。

  恰在此时,蔡和森、李立三、陈毅等104人被强制驱赶回国,让陈延年、陈乔年看到了无政府主义的虚伪与反动。他们不但在思想上,而且在组织上彻底与无政府主义决裂。

  而与此同时,赵世炎、周恩来等积极进行共产主义青年团的筹建,他们找到了陈延年、陈乔年。兄弟二人先后加入到共产主义组织的筹建工作中。

  1922年秋,陈延年、赵世炎、王若飞、陈乔年、萧三(萧子璋)经人介绍加入了法国共产党。

  而介绍他们加入法国共产党的,就是越南的胡志明。胡志明当时是法共党员,名叫阮爱国。

  不久,中国共产党中央派廖焕星带信赴法,正式承认法共的中国同志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并成立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周恩来、赵世炎、陈延年等被选举为支部的领导成员。

  1923年初,根据党中央的指示,中共旅欧支部派赵世炎、陈延年、王若飞、陈乔年等12人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在这里,他们学习了唯物史观、经济学、俄国共产党历史、国际工运史等,陈延年被同学们称为“小列宁”。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系统学习,世界社会主义、工人运动的实地观摩与实践,让陈延年、陈乔年改造旧世界、建设新世界的志愿更加炽烈和明确。他们成为了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个共产党员的牺牲,胜于千万张传单,如果怕死就不要做共产党。”

  血泪斑斑染红旗

  在父亲陈独秀的影响下,陈延年、陈乔年走上了革命道路。应该说父亲就是他们的革命导师,而这两位学生,在革命的大道上,走得比导师更坚定、更壮烈。

  1924年,陈延年协助周恩来建立海陆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5年,在铁甲车队的基础上,周恩来、陈延年等商定,从黄埔军校毕业生中再抽调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作为骨干,建立了著名的叶挺独立团。

  1925年6月,陈延年、苏兆征、邓中夏等领导了震惊中外的省港大罢工,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成为世界工运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1927年6月底,陈延年为掩护其他同志脱险,不幸被捕。他在狱中与敌人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敌人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被捕后的第九天晚上,敌人将他秘密押赴刑场,刽子手喝令他跪下,他昂首挺胸、傲然站立,最后死于乱刀之下。

  一大老党员谭天度,与陈延年相识已久,在革命危急关头,是陈延年的一番谈话让谭天度找到了革命的方向。在谭天度后来的革命道路上,经常可见陈延年的影响。谭天度曾经作诗《夜过梅花尖》:敢撄强暴凭风骨,能负艰危仗铁肩。正值国家多难日,坚贞应似梅花尖。这首诗,既是谭天度自勉,也是对陈延年的缅怀。

  获悉哥哥牺牲后,陈乔年泪如雨下,两人从小一起长大,一起寻找真理,并肩走上革命道路,如今哥哥走在了自己前面。

  陈乔年将满腔悲愤化成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因为他知道,延续革命意志是对哥哥牺牲最大的告慰——他要去完成烈士们未竟的事业。

  当时的武汉,已经被白色恐怖所笼罩,陈乔年不避风浪,冒着生命危险奔走于大江两岸,那滔滔的江水是哥哥等烈士们流不尽的英雄血。后来,他又被调往上海工作,在极其险恶的环境中进行地下斗争,使上海和江苏地区的工作不断推进。

  然而不幸的是,因叛徒的出卖,1928年春,陈乔年被捕。尽管伤痕累累,他依然乐观地说:“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

  狱中的同志问陈乔年对党和家庭有没有什么遗言,陈乔年慨然回答:“对家庭毫无挂虑,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

  1928年6月6日,陈乔年在上海龙华血洒枫林桥,追随哥哥陈延年而去,年仅26岁。

  陈乔年牺牲后,他年幼的儿子不幸夭折,遗腹女和妻子史静仪也因战乱失去联系。1969年,史静仪去世,依然未能找到女儿的下落。

  鲁迅先生在《致颜黎民》中有这样一段话:“至于看桃花的名所,是龙华,也有屠场,我有好几个青年朋友就死在那里,所以我是不去的。”

  鲁迅所说的好几个青年朋友,就包括陈延年和陈乔年。

  年年桃花放,山河代代红。龙华的桃花,以四季轮回的方式执著纪念着烈士的英魂。

  陈氏兄弟的好友汪原放,曾经为他们写下一首悼念诗:“枫林桥畔待车时,磊落英姿仔细思。血肉欲寻何处是,斑斑点点在红旗。”(刘同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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